染雾中华传统哲学论文范文 篇一
题目：《中庸与和谐思想的哲学探究》
摘要：中庸和和谐思想是中华传统哲学中重要的概念，它们体现了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理解。本文通过对中庸和和谐思想的哲学探究，分析了其核心思想、内涵与价值，并探讨了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关键词：中庸、和谐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正文：
中庸和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它们融合了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多种思想流派的精华，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中庸思想强调“中庸之道”，即“不偏不倚，不过不及”，主张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平衡与和谐。和谐思想则强调“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两个思想都体现了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理解。
中庸思想的核心是追求“中道”，这是一种既不过度追求个人利益，也不忽视个人价值的境界。中庸思想认为，只有在追求中道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中庸思想主张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既能顺应社会变革，又能保持人类固有道德观念的理想状态。在当代社会，中庸思想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它提醒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应关注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整体利益，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和谐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思想认为，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当代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和谐思想提醒我们要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积极采取措施保护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华传统哲学中的中庸和和谐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着各种挑战，如环境问题、社会不平等等。中庸和和谐思想提醒我们要追求平衡与和谐，既不过度追求个人利益，也不忽视整体利益。只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人类的共同繁荣。
总结：中华传统哲学中的中庸和和谐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它们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代社会，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中华传统哲学，发掘其中的智慧，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中华传统哲学论文范文 篇二
题目：《儒家思想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摘要：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哲学中的重要一脉，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和谐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儒家思想与社会和谐的关系的探讨，分析了儒家思想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和作用，并探讨了如何运用儒家思想推动社会和谐的实践。
关键词：儒家思想、社会和谐、中国传统哲学、道德伦理、社会发展
正文：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一脉，它强调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对于中国社会的和谐具有深远影响。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和礼制，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儒家思想认为，只有在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
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爱，即人们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在儒家思想中，人们应该宽容、理解和关心他人，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思想认为，只有通过道德修养和互相尊重，才能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当代社会，人们普遍存在着利己主义和竞争的现象，儒家思想提醒我们要重视他人的需求，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以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儒家思想还强调了礼制的重要性。礼制是一种规范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制度，它强调人们应该按照一定的规范和仪式来行事，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和谐。儒家思想认为，只有通过遵守礼制，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在当代社会，礼制已经被一些人认为是束缚个人自由的工具，但儒家思想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礼制的价值，以及它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
儒家思想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和作用不仅限于理论层面，还需要实际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儒家思想提倡的仁爱和礼制可以作为推动社会和谐的实践指导。例如，通过教育推广儒家思想，培养人们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以及对社会秩序的遵守，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此外，政府和社会组织也可以通过制定和执行一些规范和制度，来推动社会的和谐。
总结：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瑰宝，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当代社会，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儒家思想，发掘其中的智慧，以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通过培养人们的道德伦理和遵守社会规范，我们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华传统哲学论文范文 篇三
近十年来各层次、各专题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比较多，学界也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学术争鸣、研讨、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人员，特别是新生力量逐渐增加。这些都表明中国哲学研究的形势日益“走高”，这是思想繁荣的表现，也是学术繁荣的必然。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古人说“读书在于会意”。人类的哲学思考，包括中、西、印三大哲学传统，都有可通约、可比较的精神内涵，相互沟通与会通总比抓住某些差异而借题发挥地批判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与西方历史、西方现实更富有建设性。中国古代哲人在与印度佛学的融会贯通中不但促进了佛学的中国化，而且创造了宋明理学的繁荣，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因此，我主张：“中国哲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必要的张力。”
以上只是简略概括了一下当前所谓的“热点问题”，不是很全面，难免挂一漏万。
中华传统哲学论文范文 篇四
先秦时期虽然有百家争鸣，但实际上，世之显学，不过儒墨道法四家而已。其他各家之言，要么在后世被融入这四家当中，要么思维体系不够精深，难以成家立说，以传万代。
一、儒墨道法四家政治哲学
1.儒
儒家在四家中生命力最强，几乎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思想史。究其原因，大概得益于其优秀的传承体系，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以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传承不绝。儒家注重教化，所以历朝历代，不管儒学是是否为当政要学，始终不见其式微。儒学昌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它极强的适应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儒生的治国理论都会有新的发展变化，不断吸收别家的观点为己用。我们可以看到宋代近似于法家理论的功利主义大方光彩，维新的政见，却出于应该是守旧的儒生们手中，这些儒生还从儒家经典里找寻变法的理论支点。使祖宗不足法，也变成了儒家的思想。
儒学本就循自周公之政，一直都是作为一种统治模式的传承而存在，既治民维君，又从天命、道德的角度限制君权。但不管“先王”周公对儒家创立的思想影响如何大，“万世师表”、儒家“至圣”却是孔子。儒家的政治哲学也已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为立足点。
春秋时，人们把亲近尊长、爱众庶、忠君主皆称为仁。孔子把春秋时期仁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仁学，从各个角度论述了仁的本质、含义、致仁的方法。可总结儒家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其要义在于修身先于政治，以美好的道德转化出有道的政治。
2.墨
墨家的政治哲学主要是墨子的“尚同”、“天志”和“明鬼”。墨子主张人性本恶。与边沁的功利主义一样，以利害为出发点，认为人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出处事标准，为获得利益，不惜作恶。因此需要统一百姓的行动标准，使个人不极端最求人私利，而是达到社会全体的公利，也就是边沁所说社会总功利的最大化的概念。
墨子提出的方法是选立一个贤者为天子，然后向下一级一级选立不同的贤者帮助管理。然后以天子的标准为天下的标准，自下而上，一级一级绝对服从。这样天下便可平治。
墨家与其说是一个学派，不如说是一个组织，社团。墨家信徒虽然在人数上能与儒家相提而论，但到秦时，其政治思想传承大体灭绝。究其原因，不过两点：
一、长于技艺，少理论家。墨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也不过墨子一人而已。
二、墨家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是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阶层的利益。墨家的学说不利于君主专制统治，所以得不到官方支持。
3.道
道家的政治思想与儒家一样，是不满于现状的抗议。道家与儒家构建的理想社会，也都是从古代社会的状态找寻依据。不同的是，儒家遵从周公制礼作乐，主张积极有为，而道家则描述了更久远之前的太古时期，从人类的最本源的自然状态出发，提出政治上应当尊崇无为来达到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快乐状态，即遵循老子所谓的“天道”。
道家的核心哲学观念也就是一个“道”字。何为道？是一个相当抽象性的概念，概括来说道就是一种绝对的客观真理。人们遵循道，就是遵循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是最好的存续方式。君王治国便是任由民间自然发展，不过多的干涉人民生活。如果说儒家的政治哲学是追寻“仁”以达到王道政治的目的，那么，道家就是追寻“天道”以达到人类最自然合理的存续状态。
4.法
法家的历史观与儒、道的“尚古”不同，法家强调“世异则事异”，主张“事异则备变”即社会历史状态不同，则社会治理方法也应该随之而变，不能循古守旧。值得一提的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从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多寡和人口增长的因素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变化。
法家对于人性的分析，近于墨家。法家认为人性无好恶之分，只是好利。在韩非看来，任何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既然如此，君主治理国家时，就不能用道德教化。统治者要通过引导，使臣民对利的追求为统治者所用。用赏罚来规定获利的秩序和方向。君主要控制利的获得，既要满足臣民对利的追求，又要使臣民私利的获得与君主分不开，私利的获得由君主控制，臣民就必须为君主效劳，从而强化了君主的权力。韩非的君主中心论和非道德主义与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小结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并非这寥寥几千字所能概述，限于篇幅，只能大概介绍了对中国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先秦四家显学。这些传统政治哲学的发展，让中国宗法社会在封建时代取得了璀璨的文明成果，不可否认，也很大程度上阻挠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步伐。但是否因其一时的不合时宜而真视其为落后过时的东西呢？
最后以萧公权先生的话作为结束：“平心而论，吾仁不得不承认吾国先民曾发现不少超越时地之政治真理，不独暗合西哲之言，且在今日仍有实际之意义。良以古今之世虽殊，而人性大体若一。社会组织之方式与宗旨虽变，而维持社会生活之基本条件未改。西人有谓柏拉图之《国家论》有现代之意义，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历久而不可废者，荀子亦谓“类不悖，虽久同理”。”
中华传统哲学论文范文 篇五
论文关键词：
对立统一 原则 现实启示
论文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和精髓，从哲学角度看，它揭示了社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传统文化和谐思想作一番哲学审视和梳理，可以彰显传统和谐思想中的现代意蕴，并为当下和谐社会治国理念的构建提供文化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与“谐”两字同义，“和，谐也”。(《广雅·释诂三》)“和谐”在中国古代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和”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由来久远，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作为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和”积淀和凝聚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从哲学的角度看，它揭示了社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
一、传统和谐思想的哲学基础
1．“和”思想体现了事物既对立又统一。“和谐”意义的形成与“阴阳五行”等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易传》明确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道”，是指万物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这就是说，它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概括为阴阳这对范畴，认为阴阳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它一方面说两者“分阴分阳，迭用柔刚”(《说卦》)，强调差别和对立在错综复杂的变化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下》)，强调综合统一在事物形成中的作用，认为在这种分合作用中，正是阴阳这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因素的“相推”、“相摩”、“相荡”，促成了世界的无穷变化。五行是人们日常生活接触最为频繁的五种元素。箕子在对《洪范》九畴第一条予以阐释时，首次将五行表述为“水、火、木、金、土”。史伯将五行视为产生“百物”的物质元素，并以“和实生物”的概括突出了“和”在其中的作用。很明显《易传》把和谐概括为阴阳之道，《苟子》指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交而变化起。”指万物因和谐而生，因和谐而长，因和谐而变化，因和谐的流失和缺损而消亡。“和”即是这种对立统一的平衡、稳定状态。
“和”思想说明了宇宙万物存在是以“不同”、“差别”为前提和基础的，没有差别就没有一切事物的存在；但又不是绝对的等同，是同中见异，异中有同。“和”是以承认事物的差异、杂多、矛盾、对立为前提的，是差异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和”是万物的根本，“同”就是单一事物的相同，不可能产生新事物。这些都说明，在对“和”与“同”的认识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2．“和”思想体现了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和”是多样性的存在，是多元统一的整体，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与秩序。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和”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说文》“和”字是由“禾”与“口”合并而成的，“口禾”，“口禾，相应也”。其本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和，声相应”，后用作“和谐，协调，和顺”之意，如“和，调也”；“和，谐也”；“和，顺也”，“和”主要强调的是人为的调剂所达到的统一与和谐。正是在这一基本含义的引发下，才有春秋战国时期晏婴提出的“相济”、“相成”的和谐思想：“和如羹焉，水火醯醢以烹鱼肉，禅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昧，济其不济，……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左传》。所以，“和谐”就是指事物协调的生存状态与发展状态。
《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可弃矣。”史伯认为“和”就是“以他平他”，用现代哲学话语来解释史伯所说的“和”就是指不同元素共时存在的均衡状态，是多样性和矛盾的统一。xxx
由上可见，和，乃不同之和。世上事物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有的一物多体，有的一体多物，有的异质同构，有的异构同质。正是事物纷繁复杂的多样性，构成了五光十色、气象万千而又和谐统一的大干世界。统一是多样基础上的统一，多样是蕴含着同一、体现着统一的多样。如果是完全相同的事物在一起，那就不是和，而是“合”了。因此，这个思想体现了哲学多样的统一的理念。
3．“中和”思想体现了事物度的哲学方法。在儒家文化中，“和”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概念，而是与“中”“同”并行而、密不可分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又多表述为“中”以及“中庸”、“中和”、“中道”等概念，“和”与“中”密不可分。实现“和”的理想，最根本的途径是“持中”。“中”的主要内涵是“度”，朱熹《论语集注》注云：“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就是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定的标准；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过”；只有“无过无不及”，能实现原有的目的。子思作《中庸》篇，第一次将“中”与“和”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哲学概念，提“中和”之命题：“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须容纳多种因素，但这多种因素不是随便凑在一起的就有“和”的局面，而是必须坚持一定的配比关系，等级差别，符合～定的度和量，无过无不及，才能达到“和”。所谓“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符合一定的关系准则，做到恰到好处，不偏不依，恰如其分，无过无不及，才是和，和必守中。所以一切处置恰当、恰到好处，是“和”的应有之义，体现了哲学中“度”的方法论原则。
4．“和”体现了事物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宇宙是一个和的世界，它体现一个生成的发展过程xxx说：“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宇宙万物的“和”的内部，都是包含冲突和斗争的。事物发展总是包含和谐与斗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各有其意义和作用。事物内部的斗争促使事物变化、发展，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而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是“和”；和的破坏，是旧事物死亡的标志；一旦和被破坏，事物也就死亡，新事物就产生。世界之所以呈现五彩缤纷、丰富多样是囚为宇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的一个过程。
因此，和谐是一个过程，“和而不谐”甚至“对抗冲突”只是走向“和谐”的必要过程。
二、传统和谐哲学思想的现实启示
传统和谐思想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不仅闪烁着东方式的哲学智慧，显示出独特的理论价值，而且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卒_卜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并为丰_卜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极富价值的重要启示。
1．和而不同，尊重差别，承认矛盾。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囚素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围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观念相互激荡，新事物、新观点、新问题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变迁之中。怎样处理好这一阶段出现的一些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如何协调好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和”仍然是关键。“和”并不是回避矛盾，它以认可“不同”为前提，“不同”本身就是差异，就是矛盾。在我国现阶段，“不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正是有了这些不同，才使我国社会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和”就是在承认不同，承认差异，承认矛盾的前提下去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要素的关系，使之由“不同”达到“同”，也就是达到和谐。xxx
2．求同存异，用辩证的思维方法解决矛盾。“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即任何对立的两个方面，既有差别性、排斥性、反对性、否定性，又有相互依存性、包含I生、一致性、合作性。在处理矛盾时坚持寻求共同基础、保留意见分歧、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求同”就是寻找共同思想、共同要求、共同利益，是构建和谐的基础；“存异”就是保留不同观点、不同主张、不同利益，是构建和谐的条件。“和谐”并非指万物归于一律，而是正视差异、承认差异、尊重差异，求得社会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相济而伴生。“求同存异”原则既体现了同中有异，同时又包含异中有同；既要求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又要求在对立中把握同一。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形式、方式和模式。自然有自己的生存方式、社会有自己的选择发展道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动方式；各个民族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等。对此，必须建立和谐意识。现代“求同存异”原则既要求做到“同中有异”，又要求做到“异中有同”，尤其强调在对立中把握同一。不能惟我独优、惟我独尊。要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自然、社会、他人，按适合各自特性的生存方式、模式确立各自的发展道路，选择各自的制度，彼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他立才能己立。只有这样，世界的丰富多样性，才能发展为多样、多元的文化交流、文化互补，发展为更加丰富多彩的多样性的世界、社会和人生。
3．善用中和中庸之道，化解社会矛盾。当前，我国正面临改革的关键期和矛盾的凸显期，矛盾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特点，特别是不同阶层、群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利益矛盾的加大。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激化矛盾，甚至破坏整个社会的团结与和谐。因此，必须以高度的辩证思维智慧，学会善于运用民族的中和中庸之道，统筹兼顾，互利双赢，注意把握事物的“度”，处理好社会发展中方方面面的关系。中庸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分，“过犹不及”。“中”，要求事物出现一个平衡状态，但它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即在处理事情时，坚持公正原则，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坚决反对拉帮结派，任人唯亲。这有助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就是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当前，处理矛盾时尤其要注重社会公平，以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安定团结，创造和谐相处气氛，促进全社会共同发展。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4．共生共荣，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和谐是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体现着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和谐的本质在于协调事物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促成最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状态。我国目前存在的诸多社会矛盾，解决起来难度都很大。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既要发展对外贸易，又要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既要解决国内矛盾，又要处理好国际关系；既要处理好人与自然，还要处理好人与社会等。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面对这些矛盾只要大家有共生共荣、共荣共富的意识，这些矛盾都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充满了竞争，但这个竞争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一种合作。现代人更关注的是合作性战略，怎样在对立中把握同一，怎样把“对手”关系变成“朋友”关系“伙伴”关系，即通过共立关系，实现互惠互利，促进“双赢”，在复杂的情境中协调、平衡、和谐，以达到共生共荣、共荣共富的目的。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和谐是一个过程，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只是我们走向和谐的一个阶段，人们总是从不协调走向协调，从不和谐走向和谐，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依靠一代又一代人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才能到达和谐。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日趋和谐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中华传统哲学论文范文 篇六
一学科制度
学科制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首要问题，即现行学科制度中的一、二级学科划分不合理。哲学被纳入现代教育与社会分工，哲学研究成为一种职业而不再是学者的业余爱好，既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也使哲学的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科制度所左右。
一、二级学科划分应以学科知识的合理划分为依据。“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①。属于一级学科的知识应是学科知识体系中的“纲”，是有关学科理论核心的范式的知识；属于二级学科的知识是学科知识体系中的“目”，是学科范式所确定的各个不同研究方向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学科制度将知识生产与专业人才培养融为一体：一级学科提供作为学科理论核心的范式，将本学科所有研究人员凝聚为在同一范式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同时通过学科教育规训学术新人，为学术共同体输入新鲜血液，使学科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二级学科具体展开学科范式所确定的各个方向的研究工作，不断产出学科知识，扩展学科知识体系，同时也为学科范式的更新、发展创造条件。学科的基础教育是学习、掌握一级学科的知识，使学术新人具备在学科范式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学科的专业教育是学习、掌握各二级学科的知识，引导学术新人逐步进入学科前沿。
哲学学科建设的重点与难点在于确定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纲与目。哲学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即现存哲学知识形成于多种哲学范式——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各有其范式；而且“各个‘哲学体系—原则—范式’，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特的学说，他们之间互相不可替代”②。这样，一个国家的哲学学科建设的首要工作就是确定自己知识体系的纲与目，明确自己的哲学范式，使哲学学科基于一种哲学范式进行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而不能围绕多种哲学范式从事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因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哲学学科建设都是要推进本国或本民族的世界观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建设，而不是推进所有国家或民族的世界观的理论化、系统化建设。因此，哲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以适合于本国或本民族的哲学范式为哲学知识体系的“纲”，以该哲学范式所确定的各个研究方向为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目”，而其他哲学范式及相应知识则都被归结为有利于发展本国或本民族所需要的哲学知识体系的思想资源。例如，西方哲学传统范式有四个基本取向，即实在的性质是什么、知识是什么、思维的结构是什么和善是什么；西方国家的哲学学科通常也只设四个二级学科，即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③；西方国家哲学学科制度中没有“中国哲学”这个学科，并非西方哲学界看不起中国哲学，也并非西方哲学界不研究中国哲学，而是对其哲学学科建设来说，中国哲学是一种有益的思想资源，却不是其学科研究的主要方向。这就像中国的化学学科建设需要关注美国化学、英国化学在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研究方向所取得的进展，但不能将美国化学、英国化学同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同起来，一并列为化学学科的研究方向与二级学科。
二问题意识
不合理的学科制度将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格式化”为各个学科的问题意识，使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的现实需要。
当代中国迫切需要研究的哲学问题也是自古以来中国所固有的哲学问题，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中国文明是世界诸文明中罕见的非宗教性文明，艾森斯塔特称其为“专注于现世的文明”④。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却并非没有信仰，中国人不以上帝主宰的天国为自己精神的最终归宿却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的追问，不需要精神追求的最终归宿。两千多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以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即“人生与人心”问题为己任，以数千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人文伦理关系为依据，以“信”——人与言的统一体——为中介，通过生活中现有的、人们应当践行合乎自己身份的“言”的这一正当要求，很自然地确立中国文化特有的基本价值——家、国、仁、义、礼，创造性地“以道德代宗教”⑤，形成中国文明特有的信仰体系，即艾森斯塔特所说：“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中，超越秩序与现存秩序之间的紧张是用相对世俗的术语表述出来的”⑥。所以，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⑦；“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习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而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⑧；金岳霖先生强调：在中国，“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对于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⑨。现在，科学技术、思想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文明的非宗教性。据统计：2000年全球人口约62亿，其中宗教信仰人数约为48亿，占总人数的％；在中国的13亿人中，佛教、xxx教、xxx、基督教等各大宗教的信教者有1亿多人，其中基督教信奉者约5千万左右，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同时，“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⑩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广大民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还不能在自己现实生活中践行人类文明中最先进的共产主义信仰，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也还只能针对少数先进分子，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精英阶层，尤其是在中高级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的阶层里，他们应该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工作的重点在这里。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是十分理想”(11)。毕竟，信仰并非只是单纯的、主观上的相信；有信仰，就意味着不仅确信而且在自己实现生活中实际践行自己所信仰的原则，即西美尔所说：“我如果说，我信仰上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信仰与我坚信存在着以太、月球能够住人、人的本质永远不变等完全是两回事。这不仅是说，上帝的此在虽然不可确证，但我依然深信不疑；同时，也意味着……我把上帝当做生活的准绳”(12)。因此，无论当代中国哲学怎样理解哲学或哲学的使命，客观上已经被现实生活赋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职责，必须首先研究、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为亿万中国民众提供能够作为他们生活信条的哲学思想。
被现行哲学学科制度所“格式化”了的问题意识却意识不到现实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在哲学研究中，“问题并不直接存在于对象之中，而是存在于研究对象的主体的意识之中”(13)，具体说，就是存在于哲学研究者有关自己研究所遵循的哲学范式的自觉意识中。正是规范着哲学研究的范式，决定着哪些现实问题注定要转变为或注定不会转变为哲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现行学科制度使中、西、马“三足鼎立”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现实形态，也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这三个拥有各自范式的哲学学科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所关注的哲学问题都是各二级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却并不一定是当代中国迫切解决的哲学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观体系，所关注的哲学问题理所当然地是世界性的哲学问题，如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等；中国传统哲学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世界观体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是如何使自己融入现代文明，如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等；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最高，西方哲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主要是现代化进程对当代人类提出的最新问题，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等等。问题在于，尽管国内思想界、学术界早就从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教育、哲学等方面论及“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也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但在中国哲学界有关方面和问题意识中，这个问题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不应成为主导当代中国哲学方向的哲学问题，以至二十多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了千余项哲学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学科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被纳入了学者的视野，却几乎没有一项正面探讨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的国家级课题。
由此，当代中国哲学在学科扩张与学术繁荣的同时，也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了，其现状为社会各方及哲学界自己也不能满意。有学者说，一个轻视哲学的民族不可能优秀。同样的道理，一种轻视自己社会责任的哲学也不可能优秀。而且，一个民族既不会无缘无故地轻视某种哲学，也完全有理由轻视那种轻视自己社会责任的哲学。
三未来方向
改革现行哲学学科制度与“构建中国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