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风俗的四字词,有哪些很有感觉的成语或四字词语?

含英咀华,不求甚解,算个读书笔记吧。
以下来自,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卷一(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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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总绪论滥觞之作:中国学者所写的文学史著作,是20世纪初受了外国的影响才出现的,一般认为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编写的讲义《中国文学史》为滥觞之作。(思潮:某一时期内在社会上流行的思想倾向)承传流变: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突破过去那种按照时代顺序将一个个作家作品论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的模式,应当注意“史”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承传流变的过程。鉴古揆今:研究古代的文学史,如果眼光不局限于古代,而能够鉴古揆(音葵,度)今,注意当代的文学创作,就会多一种研究的角度,这样写出的文学史也就对当代的文学创作多了一些借鉴意义。异军突起:有些小朝廷倒又可能在某种文体上异军突起,如梁、陈两代的诗,南唐和西蜀的词。长清:俗雅之间的互动,使文学的长河陆续得到新鲜活水的补充和激荡,而保持着它的长清。曹丕早在《典论·论文》里就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音磊)尚实,诗赋欲丽。”而在初唐,诗又反过来吸取赋的特点,出现了诗的赋化现象,例如卢照临的《长安古意》等。“词之为体,要眇(微小,高远)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独抒性灵:唐代以后围绕着文以“明道”、“贯道”、“载道”有不少论述,“明道”、“贯道”、“载道”之类的说法,与强调独抒性灵、审美娱乐的要求,相互碰撞相互补充。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些观念,如“诗言志”、“法自然”、“思无邪”、“温柔敦厚”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讽喻谲谏: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处境有了变化,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聚集到统一帝国的皇帝或诸侯王周围,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他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为己任。(谲谏,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对君主尊长进行劝谏)铺张扬厉: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相适应,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来,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蔚为大观:唐中叶以后曲子词迅速兴盛起来,经过五代词人温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为大观,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成为文学的基调。三古七段:因此,三古七段说更全面的表述是:三古七段双视角。
第一编先秦文学绪论嬗变: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嬗,音善,嬗变是指蜕变,更替。)协韵:其中有些作品,句法简单整齐,偶尔协韵,是早期诗歌创作的萌芽。(押韵,符合韵律。)亡佚: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巫觋祭祀降神的歌谣大多亡佚。文思:史官自作的,如《周书》中的《洪范》、《顾命》等篇,都显示出条理比较细密、文思比较清晰的特点。传说南音起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东音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商代韵文还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辞,这些卦爻辞多采用谣谚的形式,若舍去其中的“占断辞”,便是简短古朴的诗歌。先河:《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的顶峰之作,它记述史实,刻画形象,以极为高超的表现技巧把中国叙事文推向成熟,开《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散文之先河。长足:说理散文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论语》、《墨子》和韵散结合的《老子》。(形容事物进展迅速)文约旨博:《论语》文约旨博,言简意赅,极有韵味。散韵相间:(《老子》)该书散韵相间,自然变化,不拘一格。婉而多讽: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刘勰概括道:“《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文化气质:就其各方面的影响而言,以道家的庄周、儒家的孟轲与荀卿、法家的韩非以及纵横家最为重要,他们虽主张各异,但都秉有战国时代特有的文化气质。玄虚:庄子的思想虽然较为玄虚,却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风尚:虽然他们所努力的方向不同,但他们都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的风尚,时常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激情。帝王师:(孟子)以仁义蔑视君王的富贵,并以帝王师自居,因此行文极有气势……他正是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让人们“得意忘言”,自觉运用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与意之域”(《庄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再加上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得文风至大至刚,而又饶有韵味。《战国策》一书由此显得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方。战国时期除诸子之外,楚国屈原别开一朵奇葩,照灼古今,大放异彩。屈赋以参差错落的句式,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墨家尚质。(质朴,简约)言多不辩: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子》(以文害用)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在形式上,道家文学既能表现为冲淡清幽的意境,又能表现为恣意放达的兴味。端庄雅正。
第一章上古神话蒙昧往古之时:《淮南子·览冥训》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太平御览》以己观物、以己感物托身于月:再如《淮南子》古本载嫦娥奔月神话时说嫦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今本《淮南子》亦不存。其原因可能都是“不雅驯”。在先秦散文中,《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话。如《逍遥游》之鲲鹏变化,《应帝王》之“凿破混沌”,这两则神话为全文抹上了变幻奇诡的浪漫色彩。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荣格。
第二章《诗经》韵语笙诗:《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笙诗,即《诗经》中六篇有目无辞者,至于为什么有目无辞,一种看法是本就“无辞”,一种看法是“亡佚”。)产生于西周初期的燕飨诗,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了。积弊:大雅中的怨刺诗,针砭朝政,情绪愤激,但讽刺有一定的节制,带有更多的规谏之意,诗人面对国家前途黯淡的现实,试图力挽狂澜,但对积弊已深、颓势已定的局面,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以期:在对执政大臣的讽刺中,作者深怀对社会现实和周王朝命运的忧虑,以诗向统治者进言,以期起到规谏箴戒的作用。姻亚:如《节南山》是家父所作,讽刺周王用太师尹氏,以致天下大乱,太师尹执掌国柄,却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而委之于姻亚,欺君罔民,无所忌惮,以致天怒人怨,祸乱迭起,民怨沸腾,而他却仍不鉴察和警戒。幽期密约:这种爱慕发展为两情相悦,便有了幽期密约……《郑风·子衿》则写女子对男子的思念,这个女子在城阙等待情人,终未见来,便独自踟躇徘徊,“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咏叹,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温情缱绻:但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这样温情缱绻。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婚姻的幸福对妇女来说,常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画卷。物我相谐一唱三叹涵泳(指对文学艺术鉴赏的一种态度和方法,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鉴赏应该沉潜其中,反复玩味和推敲,以获得其中之味。)细绎(绎,音译,理出头绪)双声叠韵风雅不作: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
第三章《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左传》中)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几《史通》卷十四《申左》),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含意未尽:“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辞婉义严:如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遂,辞婉义严(《周语中》),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等(《吴语》),都是很有特色的辞令。绵密细致:而对苏秦归来时“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黧)黑,状有归(愧)色”的外貌神情描写,绵密细致,极为传神。文辞之胜:《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辩丽横肆:其文章艺术风格,前人概括为“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可说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引喻谐调:(《战国策》)形象生动,引喻谐调,气势充沛,说理充分。佚闻掌故:《战国策》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这些寓言大都即事编撰,独出心裁,比附现实,以表情达意。用具体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力量。含英咀华: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主客问答: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第四章《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但语录体并不是《论语》文学价值的主要方面,《论语》的文学色彩在于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论语》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使它成为先秦说理文主要的形态。韵散结合:《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是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后面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骈散结合”)忘怀: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道”,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实人生。(《老子》)其文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像诗,也像歌谣,常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撷取: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也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述。就近取譬: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成功地以齐人言行譬喻官场中那般钻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揭露他们灵魂的丑恶。气势浩然: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脾为胁”的畸形形象(《人间世》),怪诞而不可思议,所要表达的是忘形免害、无用即大用的思想。拙于大用《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清人方东树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卷十二)如《说难》论述对人君谏说之难,顺之以招祸,逆之而致祸,稍不留神便命丧身亡,列举谏说的种种困难,提出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种种不同的进言方法,对社会和人君心理进行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缜密透彻,犀利刻削,入木三分。韩文中的长篇大论,如《显学》、《五蠹》、《孤愤》等,都写得波澜壮阔,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短篇往往则就一个问题深入论述,辞旨简洁爽利。寓言在《战国策》、《孟子》中还只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连篇累牍,但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唐代诗人中,李白超拔的想象力,豪放飘逸、意象奇特、大胆夸张的诗风,与《庄子》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第五章屈原与楚辞卓异: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巫风浓烈:而在南方土著聚居的“南郢邑、沅湘之间”,更是巫风浓烈,“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见欺:此后,楚国一再见欺于秦,屈原曾谏楚怀王杀张仪,又劝谏怀王不要往秦国和秦王相会,都没有被采纳。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出自屈原的《橘颂》,苏,苏醒,指的是对浊世有所觉悟。独立于世,保持清醒;横立水中,不随波逐流。远离世俗独来独往,敢于横渡而不随波逐流,比喻高洁的节操。流连哀婉:《云中君》、《东君》等,虽也有流连哀婉之辞,但较多的是对神迹的颂扬,如“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东君》)等……凄清杳茫:《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凄清杳茫的秋景,构成了一个优美而惆怅的意境,成功地点染了抒情主人公的心境,被后人称为“千古言秋之祖”(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山鬼》中众多的景物描写:林深杳冥,白日昏暗,淫雨连绵,猿啾狖鸣,风木悲号,那种压抑低沉的气氛,真切地表现了山鬼的孤独和绝望之情。在传达悲剧性的意境中,尤能低徊婉转,韵致悠长。后人赞之曰:“激楚扬阿,声音凄楚,所以能动人而感神也。”(清陈本礼《屈辞精义·九歌》)(激楚,形容音调的高亢凄清;扬阿,演奏乐曲。)其中《橘颂》当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借咏物以述志,以橘之“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的精神,砥励自己的品质和情操。如蒋骥所说:“其意念所结,每于国运兴废、贤才去留、谗臣女戎之构祸,感激徘徊,太息而不能自己。”(《山带阁注楚辞·馀论》卷上)如《天问》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高唐赋》、《神女赋》)前者以铺陈高唐的景物风光为主,后者以描摹神女之美为主,都写得情致飘渺,极富韵味。如写高唐雨后之景,渲染其百川汇集,水石相激,声振天际,猛兽因而奔逃,虎豹因而失气,鸷鸟因而窜伏,鱼鳖因而惊恐,把高唐险要、磅礴的气势,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之后,又摹写万木繁茂,芳草丛生,风声悠扬,众鸟和鸣。张弛之间,跌宕生姿。文笔委婉曲折,状貌传神,肆意铺陈,而且曲终奏雅,略陈讽谏之旨,已开汉大赋之先河。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屈原由于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这是屈原及其辞赋对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单纯觉得说得好~)《离骚》中那一次次壮观的天界之游,望舒先驱,飞廉奔属,想象极为大胆奇特,使得屈原的自我形象显得高大明洁,激动人心。如王逸所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而蒲松龄一生不遇,作《聊斋志异》渲染花妖,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聊斋志异·自序》)。
第二编秦汉文学绪论空前冷落:由于秦王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文学创作空前冷落。纵横议论:秦代唯一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是李斯,他的《谏逐客书》铺陈排比,纵横议论,逻辑性强,富有文采。文坛在经历了秦代和汉初的沉寂之后,到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作家群体再度生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生不已,人才辈出。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文酒高会:梁孝王待他们(枚乘、邹阳等人)为上宾,司马相如也弃官前往梁国,宾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梁园唱和:参加梁园唱和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韩安国等。“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汉书·地理志》)流传下来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刘安的宾客之手。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职。“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后汉书·王符列传》)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观照: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谨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是主要潮流。(慎处离弃与追求。谨:谨慎、小心。去:舍去、舍弃。就:近、靠近、趋向)向慕:从西汉末年起,向慕人格独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队伍中萌生,扬雄、班固、张衡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摆脱侍从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从事创作。东汉后期的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从他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人的影子。从汉初出处从容、高视阔步于诸侯王之间的枚乘、邹阳等人,到汉末赵壹、祢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汉代文人在经历了一段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且达到更高的层次。文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至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政论,在东汉也问世了。(痛心疾首,憎恶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语、文章和书籍。)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相继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双向互动:汉代文学和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交流是相互的,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唯美之潮: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无论是辞赋、诗歌还是散文,也不管是出自文人之手还是乐府民歌,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从而形成汉代文学的唯美之潮。经学的藩篱不事章句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因此,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第一章秦及西汉散文汉兴以后,陆贾、贾谊、刘安诸人总结前代历史教训和诸子百家之说,其文铺张扬厉,纵横捭阖,犹有战国遗风。董仲舒的策对和刘向的奏议叙录以如何巩固中央集权制为讨论重点,雍容典重,宏博深奥,形成汉代议论文风格。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暢,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末尾作结,指出秦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的危害,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谏逐客书》最精彩的是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李斯虽为羁旅之臣,然其抗言陈词,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气势,成为后世奏疏的楷模。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都写得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然而,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会稽刻石》亦篇幅较长,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全文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刻石文的体制上承西周《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秦刻石文堪称碑铭之祖,汉魏碑铭,莫不被其遗则。(遗则,指前代留传下来的法则。)长辔远驭,从容按节机发矢直,急促挥翰土崩瓦解,风吹叶落飞雕遇箭,顿坠云霄关中之固,金城千里《淮南子》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东汉高诱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大体不差。(《览冥训》)幽冥变化,文风新异旁逸斜出:而那些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或痛陈事理,或自抒怨愤,或嬉笑怒骂,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为汉代散文史上一枝旁逸斜出的奇葩。(树枝从树干的旁边斜伸出来。)。
第二章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逸豫亡身(出自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含义是忧虑劳苦才可以振兴国家,途享安逸必定祸害终身。)(《七发》琴曲)动人心魄,惊天感物赋写七事,一事一转,如行山间,人移景变奇观满目,涛声盈耳,炜烨谲诡腴辞云构,夸丽风骇赋末笔锋一转,写天子在酒酣兴浓之际,忽若有失,幡然自醒,曰:“嗟乎,此太奢侈。”于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在刘宋时代,文学本身的情采魅力再度焕发,扭转了东晋后期文学一度附庸于玄学的偏向,因而抒情体物的华章美文繁盛起来;但就文章骈化的整体过程看,宋时文风犹上接东晋,密丽而不乏疏朗之致。至齐梁以后,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美文的影响力还波及北方。自视甚高而终不见用俳(音排)优视之(把他当作优伶看待)江水奔腾,涛声雷鸣,春露秋霜,清冷寒凉,正是在这荒凉险要的环境中,翠竹积蓄了足够的生命能量,具备特殊的秉性。以悲为美(《洞箫赋》)生命一体化灌注于作品。
第三章司马迁与《史记》此时的司马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沟连天人、贯通古今“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和兒女情。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倾危之士。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史记》指次古今,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暢淋漓的风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翕然,形容一致)。
第四章两汉乐府诗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为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乐生恶死这两组乐府诗最初编排在一起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们的客观效果是引导读者遍历天堂地狱,领略到人间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鼓吹曲辞收录的《上邪》系铙歌18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词:“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首诗用语奇警,别开生面。收录在杂曲歌辞中的《艳歌》描绘出一幅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幻想自己升上云宵,来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各种神灵都为他的到来而忙碌,天公河伯、青龙白虎、南斗北极、嫦娥织女都殷勤备至,甚至连流霞清风、垂露奔星也都载歌载舞,张帷扶轮,热情地为诗人服务。这首诗表现的是超越个体有限生命,到达彼岸世界之后的至乐,给许多天体对象注入了生命。《上陵》中的仙人则是桂树为船,青丝为笮,木兰为棹,黄金交错,显得超凡脱俗。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叙事题材时,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上述几首寓言诗的题旨比较接近,各种动植物都叙述自身惨遭戕害的命运,劝告世人谨于持身,爱惜生命。这些寓言诗多有奇特的想象,鱼鸟花木也会作人言,而且出人意表。异曲新声。
第五章东汉辞赋昔日以铺张扬厉、汪洋恣肆为主调的风格和豪放昂扬的气势,已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风格所扬弃;散句单行的语言,演变为骈俪对偶的句式。瑰颖独标(瑰颖,奇特的才智。)勃兴灵台明净,脏腑清纯第六章《汉书》及东汉散文宦海沉浮云蒸龙变:《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放牧的人),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王充出自细族孤门,加之仕途坎坷,因此形成了自觉的批判意识,一生志在纠正世俗的虚谬。(虚假荒谬)《论衡》是他的发愤之作,正如该书《对作》篇所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桓、灵时童谣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首童谣和王符的上述话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王符是用相反的概念构成强烈对比,童谣则是使鲜明的形象和徒有的虚名造成巨大反差。书中虽不时显露批判的锋芒,但以温雅弘博见长,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和王充的《论衡》稍有不同。王充、王符以及后来的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而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杨赐有清操懿德,深通《尚书》,碑文也就本于经术,气象渊静。
第七章东汉文人诗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其内容是西汉缇萦救父一事。这首诗先叙太仓令有罪,被押送到长安城。次写缇萦闻父言而沉痛,遂诣阙陈辞。山高水深,路险天寒《古诗十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游子有良宵会、有赏歌听曲的机会,还可以驱车出游,而思妇却只能徘徊院庭,空室长叹,她们难言的寂寞经常是靠泪水冲洗。《古诗十九首》以写景叙事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水到渠成,而且又抑扬有致。然而,未及同床共枕,游子便倏忽离去。思妇醒后回忆梦境,徙倚感伤,一洒相思之泪。《西北有高楼》的抒情主人公先是听见高楼飘来的乐曲,接着品味曲中的慷慨和悲哀,最后幻想“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从空中逸响写起,又以奋翅高飞结束,诗中多想象之词,构成的是恍惚空灵的境界。《明月皎夜光》以月光星象发端,又以南箕北斗和牵牛星徒有其名为喻而结束,中间穿插富贵易交一事,整首诗都给人一种寒凉凄清之感,作者的造境技巧是非常高明的。《古诗十九首》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晓暢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浅浅寄言,深深道款,用意曲尽而造语新警,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古诗十九首》在各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古人对它给予很高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谈到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古诗”时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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