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心雕龙·养气原文及翻译
《养气》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二篇,论述保持旺盛的创作精神问题。所谓“神疲而气衰”。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文心雕龙·养气原文及翻译,欢迎阅读!
文心雕龙·养气原文及翻译
养气
作者:刘勰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
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战代技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馀裕,后进所以莫遑也。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
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志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
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黩。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
刘勰针对当时创作者们的这种不良心态,提出了“养气”之说。他认为一个创作者应该拥有“从容率性,优柔适会”、“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的良好心理状态,而不应为了文名而做诡巧华靡、浮诡雕饰之辞。剔除那种指望通过华辞丽句、奇论诡谈来追求文名的创作心理,所剩下的就是“率志”、“率情”的创作,对于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用心”的创作,刘勰并不反对。这个意义上,《养气》具有了自己的独立价值——在作家创作心理层面上具有了现实针对性。所以“养气”的功能也就不仅仅在于保持创作者的旺盛的创作精力了。
赞曰∶
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
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
文言文翻译:
《养气》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二篇,论述保持旺盛的创作精神问题。所谓“神疲而气衰”。本篇所讲的“气”,是和人的精神密不可分的,所以常常“神”、“气”并称。其主要区别在于:“气”是人体所具有的内在因素,精神则是“气”的外在表现。因此,在本篇具体论述中,或称“气”,或称“神”,或称“精气”等,大都是措辞上的变化,并无实质区别。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文思的通塞,的确和作者精神的盛衰有关,但《神思》和《养气》两篇所论,也有其各不相同的旨意。
本篇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两个方面说明养气的必要:首先就一般规律来说,人的性情不允许“钻砺过分”;其次以实际创作来印证,古今作者劳逸不同,因而作品的优劣大异。第二部分论神伤气衰的危害。人的智慧和精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操之过急,煎熬过度,就势将“成疾”,以致“伤命”。第三部分根据文学创作的特点讲“卫气之方”。刘勰认为,在掌握学识上,勤学苦练是应该的,但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抒发情志,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活动,如果不遵循志之所至、情之所生的特点,而强逼它,损伤它,搅得头昏脑胀,就难以“理融而情畅”,写出好的作品来。
至于“卫气之方”,本篇提到的“清和其气”、“烦而即舍”、“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等,只是些一般的、消极的方法。对人的生理性能来说,适度的劳逸结合是完全必要的,但要使作者精神饱满,思绪畅通,有充沛的创作活力,就显然是仅靠保养精神,或“逍遥”、“谈笑”之类所不可能的。本篇是只就“养气”这个侧面而论,孤立起来,不仅意义不大,如果过分看重“伤神”、“伤命”之类,甚至是有害的。积极地养气,不应只是保养,而要培养加强;不仅要从生理上考虑,还要从精神上考虑。这就要结合《神思》、《体性》、《情采》、《事类》、《物色》等篇的有关论述,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
(一)
从前王充进行著作,曾写《养性》十六篇,是经过自己的验证而写的,怎能是凭空编造的呢!人的耳、目、口、鼻,是为生命服务的;心思、言辞,则是精神的运用。顺着情感的发展而自然谐和,就能思理融和而情绪顺畅;如果钻研过度,就精神疲乏而元气衰损:这就是性情的一般原理。上古三皇时期,言辞朴质,还没有丝毫追求华丽的思想。唐虞之世的言辞,开始有了文采,仍以敷陈上奏为贵。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时期,虽然一代比一代文采增多,都是随作者个人的心意表达出来,而不是于作者才性之外去强求。战国时期的著述,繁杂而不真实,作者大都追求奇特以文饰自己的学说。从汉代到现在,文辞写作一天比一天新奇,争妍斗丽,炫耀文采,已是绞尽脑汁的了。所以,淳厚的作品和浇薄的文辞相较,其华丽和质朴的不同相差千年;随顺情志的创作和绞尽脑汁的创作相比,其劳神苦思和轻松愉快的不同,更是相去万里:古代作者其所以从容不迫,后代作家之所以忙个不停,就是这个原因。
(二)
大凡青少年认识不深而志气旺盛,老年人则认识力强而气血衰弱;志气旺盛的人,思考敏锐而经得起劳累,气血衰弱的人,思考周密却损伤精神:这是一般人的资质,不同年龄的人的大概情况。至于人的才分,都有一定的限度,而智力的运用却是无边无际的;有的就像不满于鸭腿之短,而羡慕鹤腿之长,在写作中一字一字地挖空心思:于是精气消损于内,有如海水永不停止地外泄;神思损伤于外,像牛山上的草木被砍得精光。过分的惊惧紧张必将造成疾病,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王充在门窗墙柱上放满笔墨以进行著作,曹褒在走路睡觉时都抱着纸笔而专心于礼仪,既累月不断地苦思,又整天不停地煎熬:所以曹操曾担心过分操劳会伤害性命,陆云曾感叹过分用心使精神困乏,都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话。
(三)
在掌握学问上,是应该勤劳的,所以苏秦在读书困倦时,曾用锥子刺股以鞭策自己。至于文学创作,是要抒发作者郁闷的情怀,因此应该从容不迫地随顺着情感,舒缓沉着地适应时机。如果大量消耗精神,过分逼迫人的和气,拿着纸张驱赶自己的年龄,挥动笔杆砍伐自己的生命,这岂是圣贤的本意,写作的正理呢!何况作者的文思有敏锐和迟钝之别,写作的时机有畅通或阻塞之异;人在洗头的时候,心脏的位置有了变动,这时考虑问题还可能违反常理;当人的精神已经昏乱不清时,继续思考就必然更加糊涂。因此,从事文学创作务必适时休息,保持心情清静和谐,神气调和通畅;运思过烦就停止,不要使思路受到阻塞。意有所得便心情舒畅地写下去,想写的事理隐伏不明,就放下笔墨停止写作。在自由自在中解除劳累,用说说笑笑来医治疲倦,就能经常轻松愉快地显露其才华,有使用不完的创作力量。经常保持像新磨出来的锐利刀锋,使全身的气脉畅行无阻,这虽不是保养身心的万全之术,也是养气的一种方法。
(四)
总之,天地间万事万物是纷纭复杂的,千百度思考这些现象十分劳神。人的精神应该珍惜,恒常的精气有待保养。停止奔流的水才更为清明,静止不动的火就显得明亮。要不扰乱创作的思虑,就应保持精神爽朗。
养气地位
养气养气《文心雕龙》创作论第十七篇是《养气》。关于它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中所处地位的问题,前辈后学几乎都持它为“补《神思》之未备”的观点。黄侃先生说:“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王元化先生认为黄侃所说:“大体上是正确的”这种观点可能得益于纪昀的启发。纪昀说:“此非惟养气,实亦涵养文机。神思篇虚静之说可以参观。”黄侃以后,刘永济先生也认为:“本篇申《神思》未竟之旨,以明文非可强作而能也。”周振甫先生说:“《养气》是承接《神思》的……《养气》里进一步说明怎样酝酿文思的道理。”以后诸家及后学论及这个问题时多以黄侃先生的说法为参照。在诸家看来,《养气》在《文心雕龙》中存在的地位,似乎就是《神思》的附属物,对《神思》未备之处进行补充说明罢了。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忽略了《养气》篇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的独立地位。研究的偏差是这样出现的。各家持“补《神思》篇之末备”可能从以下二方面来考虑:其一是《神思》篇作为创作论首篇,为《养气》提供了生发点,故认定《养气》为补神思之末备之作。这种生发点基于文中出现的三次涉及“气”概念的论述,摘录如下:
神居胸臆,而志气(情志气质)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方其搦翰,气(旺盛的气势)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气血)竭于思虑……
其中,第三句所谈及的“气”在内涵上与《养气》篇所谈的“气”比较相近,第一句和第二句中的“气”则分别与《体性》、《风骨》中谈及的“气”相近(见第三部分的分析),但它们都是彦和在讨论《神思》篇要解决的中心任务——艺术构思本身的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仅具有纲领性意义。我们知道,《文心雕龙》整个创作论部分实质上都离不开艺术构思这个核心的基础性问题,《神思》篇必然要为以下各篇提供一定的生发点,这正是《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章学诚)的表现之一。如果因为有这些生发点的存在,就说《养气》篇为“补《神思》篇之末备”的.话,《神思》以下各篇都可以依此持论了,这种说法显然是笼统的,不确切的。其次,持上述观点的研究者,通常喜欢引证《神思》中“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这句话来说明《养气》篇为《神思》篇的补充。这句话是彦和在谈到艺术构思过程时,对于“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这种言不达意的困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秉心养术”是说要驾驭好自己的心灵,锻炼好写作的方法,“含章司契”是指要掌握写作的方法技术或规律,彦和虽然反对“苦虑”和“劳情”,但并没有在行文中提出需要“养气”才能解决言意矛盾的艺术构思困境。所以,把《养气》作为“补《神思》篇之未备”的观点,也是没有可靠的根据的。
笔者认为把《养气》作为“补《神思》篇之未备”的观点,说明了研究者们在研究过程中过分重视《神思》篇的功能,忽视了《养气》篇在创作论体系中应有的独立地位。《养气》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中的独立地位究竟是什么呢?刘勰在《序志》篇中开章明义:“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结合这个中心主题来分析《养气》本文,可以说它是《文心雕龙》中唯一的一篇以讨论调整作家创作心理为根本任务的作家心理论。它主要探讨了调整作家创作心理的必然性、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调整的措施或方法的问题。彦和持论思路如下:
养气养气彦和首先阐明了调整作家创作心理的必然性。他认为:“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 创作者“率志委和”,则能使“理融而情畅”,如果“钻砺过分”,则会导致“神疲而气衰”。这种“性情之数”,就是性情的规律,也就是创作者的必然的创作心理规律。“养气”,就是要求创作者能顺应这种创作心理上的必然规律(“性情之数”),学会率性、率情而作,接着,彦和强调了“养气”,即调整作家创作心理的重要性。彦和认为“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这种由生理上的少壮不同导致的心理上的志盛者胜劳、气衰者伤神的情形是“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然后进一步在心理层面上展开论证,由于“器分有限,智用无涯”,创作者如果“惭凫企鹅,沥辞镌思”,违背性情之数,必然导致“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的恶果。
再次,彦和根据文学创作的特点来总结“卫气之方”,即保持良好的创作心理状态的措施或方法。他认为,“学业在勤,功庸弗怠”,在掌握学术知识上,勤学苦练是应该的,“志(纪昀认为志当作至)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纪昀注:“学宜苦而行,文须乐。”)文学创作是一种“申写郁滞”的精神活动,抒发情志是它的功能性特点,如果不遵循志之所至、情之所生的“性情之数”,而去“销铄精胆,蹙迫和气”,则非“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了。彦和继续从文学创作的思维特点的角度出发,指出在文学创作中会出现创作者“思有利钝,时有通塞”、“神之方昏,再三愈黩”的情况,从而提出了“卫气之方”:其一是“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其二是“烦而即舍,勿使壅滞”;其三是“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
最后彦和在赞中强调当创作主体在“玄神宜宝,素气资养”情况下达到“水停以鉴,火静而朗”的“虚静”的创作心理状态,就能够在创作时“无扰文虑,郁此精爽”。
看来,彦和所谓“养气”的目的是要在遵循“性情之数”的基础上涵养血气(关于《养气》之“气”为“血气”,见第三部分论述),避免“劳”“倦”的心理状态,从而争取在创作中能“气以实志”(《体性》),并“情与气偕”(《风骨》)、最终达到“秀气成采”(《征圣》)。所以,《养气》篇的理论地位并非一句“补《神思》之未备”可以说明的。李建中先生曾在他的论文《从品评文人到精析文心》中说:“汉魏理论家,在品评人物时,在描述作家应具备的心理素质时,都是围绕‘才’与‘性’来讨论的。而刘勰的才性论有着自己的特征:其一,道德意识淡化,心理学意味增强……其二,将才性论应用于创作心理……”这种把《养气》篇从文艺心理学意义上明确化的论述给我们以很大启发,可以说,《养气》篇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在于它是《文心雕龙》中唯一一篇专门讨论作家创作心理的文章。
养气作用
养气养气彦和为什么要把调整作者的创作心理的问题单独立论?“养气”的作用是否仅仅在于使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
龙学研究诸家,一般都认为彦和之所以主张“养气”,是由于他认识到在写作过程中用心过度,会损害精力并伤人性命,“养气”则能使创作者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周振甫先生说:“养气是保养精力,反对劳神苦思、呕心沥血来写作”。陆侃如、牟世金先生说它是“论述保持旺盛的创作精神问题。”也有把“养气”的这种功能转换到“虚静”这个命题上,认为“养气”的目的在于使创作者保持虚静状态,从而利于艺术想象活动的展开的。这些观点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养气》篇的中心内容既然在于调整作家创作心理,其着眼点似乎确实就在如何保持作家创作时的旺盛精力上。但如果深入分析,会发现此论并不能切中肯綮。文中这段话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战代枝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馀裕,后进所以莫遑也。
彦和在论述中,把作为“养气”对立面而出现的“钻砺过分”的行为具体化了。他崇尚三皇时的“辞质”,认为三代春秋的文章虽然“沿世弥缛”,却是“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他反对“战代枝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那些“钻砺过分”的行为,主要就是指这种“牵课才外”的“攻奇饰说”、“辞务日新”、“争光鬻采”的为文之法。创作者为文时,不能“率志委和”、“从容率情”,却想凭借诡句艳辞来谋取名利,这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必然违背“性情之数”,导致“神疲而气衰”。彦和还说:
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
所谓“沥辞镌思”,就是说精选文辞,雕凿思维,在写作中一字一字地挖空心思。由此可知,彦和认为使创作者产生神疲气衰的不良心理状态的,是在“攻奇饰说”、“沥辞镌思”上“钻砺过分”,这正好切中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不良倾向,从而具有了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刘勰和同时代的钟嵘都曾谈到当时创作的歪风邪气:
宋初文泳,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之所竟也。(《明诗》)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