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文帝刘恒【前179年～前157年】

【前179年～前157年】

身世背景

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母亲薄姬在秦末原为魏王魏豹妾。楚汉战争初期，魏豹附汉而又叛汉，乃为汉将韩信、曹参败俘后被汉将周苛所杀。因此她也成了俘虏，不久被送入织室织布。后刘邦见薄姬有些姿色，就纳入后宫。[4]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初，刘邦坐在河南宫内成皋台上，管夫人和赵子儿两位美人相伴，她们在一起谈笑当年与薄姬的相约。汉高祖听到后，问她们笑什么，两人将实情全部告诉了汉高祖。刘邦内心感到伤感，怜悯薄姬，当天就把薄姬召来并与她同房。薄姬说：“昨夜我梦见有苍龙盘踞在我肚子上。”汉高祖说：“这是显贵的吉兆，我为你促成这件好事。”这一次同房，薄姬就有了身孕。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在河南宫内成皋台生下儿子刘恒。[5] 自此薄姬生下儿子刘恒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再见到刘邦。[6-7]

初封代王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在亲征平定代地陈豨的叛乱后，就立八岁的刘恒为代王[8] ，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9] 其后刘恒在他就藩代地的十五年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恭俭作则，代地由是大安。另一方面汉初复杂的政治环境养成了他谨慎、沉静的性格。更重要的是这为他即位后成功应对功臣问题与施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登基为帝

西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去世，刘邦的旧臣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然后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因为他们认为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不是汉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最后，他们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到长安继承皇位。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相反这使他起了疑心，他的属臣们也意见不同：刘恒的郎中令张武等认为有诈，提议以有病不能前往进行推辞，以观察情况的变化；而中尉宋昌认为刘氏江山稳固，不必有所顾虑。刘恒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吉凶。结果达到一个“大横”的占卜结果，这个结果表明：大横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卜卦人不久要即位做天王，将家族的伟业光大发扬，就像启延续禹那样。卦师向他解释天王即是做天子，比一般的王要高一级。[10-11] 于是刘恒决定入京即位。

但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一步步小心从事，深怕中了计，丧命黄泉。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到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又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宋昌到达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宋昌到高陵回报刘恒，于是刘恒行进到达渭桥，群臣以臣礼拜见刘恒，刘恒亦谦逊回拜。太尉周勃进言说：“要求赐片刻时间秘密禀陈。”宋昌说：“要是太尉所陈的是公事，就请当着众臣的面奏；要是所陈的是私事，王者是无私的。”太尉周勃就跪着送上天子玉玺。刘恒辞谢说“：请到京都馆舍再议。”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平安地住进了未央宫，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文帝。[2]

因为得到皇位不易，文帝即位后首先任命自己的心腹宋昌、张武为卫将军和郎中令，负责守卫皇宫、京城，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对于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们一一赏赐、封官晋爵，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也恢复了爵位和封地，同时，对于跟随父亲刘邦开国的功臣们也分别赏赐、分封。这些措施使的文帝的帝位得到巩固[13] 。

除了用拉拢的手段巩固权势外，打击重臣也是文帝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方面主要是对大功臣周勃的处理。周勃因为拥立文帝有功，所以每次退朝后，出来时总是很骄横的样子，似乎不把新帝放在眼里。而文帝对他更加有礼，经常目送他离去。有大臣劝说文帝，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的身份。从此，文帝的神色变得越来越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于是辞去了右丞相（汉时以右为上，陈平当时是左丞相，相当于副职）的职务，文帝很快也答应了。一年后，因为陈平谢世，文帝又任命他做丞相，但仅十个月后，文帝又以列侯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当时，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文帝就下诏命列侯到自己的封国去生活，即使朝廷恩准留在京城，也要将自己的儿子派到封国去。但很多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留在京城，这使文帝很生气，便让丞相周勃带头做表率，免了他的丞相职务[13] 。

在后来有人举报周勃在家常身披盔甲，有谋反之心，文帝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赶忙通过帝舅薄昭向文帝说明自己因惧祸才束甲，决无谋反之心的实情。文帝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这和封建时代很多皇帝相比，文帝做得确实很宽容[13] 。

巩固皇位

文帝入京，仅带宋昌、张武等六人。他即位后下定决心要尽快整合皇权体制，以恢复和加强国家政权的运转能力。[2]

①掌握军队

军权是最大的权，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相关部门分别诛杀后少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第里。新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②封赏功臣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文帝前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随新帝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刘参为太原王，后徙代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文帝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同月，立窦氏为皇后。

镇压叛乱

由于汉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开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文帝的即位又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文帝三年（前177年），皇侄济北王刘兴居发动叛乱，首开同姓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三年后，皇弟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贾谊献策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用激烈的方式实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构想。他只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宽俭待民

文帝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病重去世

文帝君臣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文景之治”的繁盛之局。后元七年（前157年）六月初一日，文帝在未央宫逝世[15] ，享年四十七岁。[16] 群臣上庙号为太宗，谥号孝文皇帝，同年六月初七日，葬于霸陵[17] （位于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东北角）。

为政举措编辑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刘恒即位时又逐渐趋于表面化。于是他开始大显身手，开始了他的治国之路。

政治

①司法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

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②改革刑制

废除连坐法（首孥连坐法）。[19]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五月，废除肉刑[20] ，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19]

③令列侯归国

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因当时列侯多居于长安，离封邑很远，吏卒供给输送甚为劳苦，而列侯亦无机会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于是下诏让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职与诏令恩准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21]

④废除过关用传制度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废除进出关要出示证件的法令。[23]

⑤入粟拜爵，改善农民处境

文帝二年（前168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刘恒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并在其《论贵粟疏》中宣传此思想，本套思想非常符合刘恒时期充实国力的目的，于是，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24]

经济

①安民为本

年轻的贾谊作《过秦论》为文帝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25]

②减省租赋

为了吸引农民归农力本，文帝以减轻田租税率的办法，

改变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用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③减轻徭役

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25]

④废除盗铸钱令

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27]

⑤弛山泽之禁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弛禁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25] 。

军事

汉文帝在位期间，继续对匈奴和亲。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甘肃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中宫（秦宫，故址在今甘肃固原），前锋直抵岐州雍（今宝鸡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

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2]

周亚夫

周亚夫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以6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略甚众。刘恒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第二年，刘恒去世。[2]

民族

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终于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28]

匈奴

自白登之围以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24]

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24]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南越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及岭南一带，聚居一种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被称为“南越”。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爆发后，行南海郡事的赵佗自立为王。

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南越国。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赵佗即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24]

文帝即位后，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24]

人物评价编辑

总评

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刘恒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刘恒是一生都注重简朴为世人称道的皇帝。[29]

文帝的政治方针和措施，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刘恒和景帝时期，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多了。汉朝社会开始进入治世。

历代评价

司马迁：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30]

《太史公自序》：“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31]

贾捐之：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32]

许嘉：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33]

桓谭：“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减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于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征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而溺于俗议，斥遂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之伦，所通而蔽也。”[34]

班固：①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36] ②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师下以德，农不共贡，罪不收帑，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37]

荀悦：以孝文之明，大朝之治，百僚之贤，而贾谊见排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冯唐首白屈於郎，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32]

桓子：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灭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於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徵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行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而溺于俗议，斥逐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之伦。所谓通而蔽也。[32]

曹丕：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刘恒慈孝，宽仁弘厚，躬修玄默，以俭率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38]

曹植：孝文即位，爱物检身。骄吴抚越，匈奴和亲。纳谏赦罪，以德怀民。殆至刑错，万国化淳。[37]

王朗：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於百金之台，昭俭於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40]

刘渊：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41]

李世民：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42]

司马贞：孝文在代，兆遇大横。宋昌建册，绛侯奉迎。南面而让，天下归诚。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绨衣率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狱恤缇萦。霸陵如故，千年颂声。[30]

何去非：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43]

苏辙：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仗，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刘恒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44]

钱时：至于文帝，乃始以朴俭先天下，务农重谷，省刑罚，薄税敛，而遂措斯世于休养生息之地。三代而下未之有也。[45]

朱熹：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刘恒学申韩刑名，黄老清静，亦甚杂。但是天资素高，故所为多近厚。[46]

邱濬：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刘恒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刘恒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47]

谢肇淛：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独恭俭，其天资学问，德性才略，近于王者，使得伊、周之佐，兴礼作乐，不难也；光武太宗，以俞业而兼守成，纬武经文，力行致治，皆间世之贤主也。[48]

汤谐：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49]

王夫之：①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50] ②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固自以为利民也。[50]

曾国藩：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51]

家族成员编辑

父母

父亲：汉高祖刘邦

母亲：薄太后薄姬

兄弟姐妹

哥哥

齐悼惠王刘肥

汉惠帝刘盈

赵隐王刘如意

弟弟

赵幽王刘友

赵共王刘恢

淮南厉王刘长

燕灵王刘建

姐姐

鲁元公主

后妃

代王王后，名讳不详，刘恒结发妻子，与刘恒育有四子，于刘恒即位前薨逝，无追封。

孝文皇后窦漪房

慎夫人

尹姬

子女

儿子

刘恒与代王王后育有嫡子四名，但皆于刘恒即位前后陆续病逝。

嫡长子汉景帝刘启（孝文皇后窦氏所生）

嫡次子梁孝王刘武（孝文皇后窦氏所生）

三子代孝王刘参

四子梁怀王刘揖

女儿

嫡长女馆陶公主刘嫖（窦皇后窦氏所生），嫁堂邑侯陈午，所以又称堂邑公主，汉武帝时称窦太主。

次女绛邑公主，史书未留其名讳，嫁周勃之子绛侯周胜之，按西汉惯例，称为：绛邑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