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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秤源于春秋战国吗?

自古以来,杆秤就是我国度量衡“三大件(尺斗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衡重的基本量具。虽然它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但其诞生,凝聚了炎黄子孙的智慧和血汗,反映了文明古国商贸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千百年来,杆秤在繁荣祖国经济和科技方面,功效卓著,作用独特,使用价值极高,群众基础便泛。然而,对这个伴随中华民族世代相处的量具的“身世”,我国学术界长期聚讼未绝,众说纷纭。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的意见。一种认为我国商品经济历史悠久,古代文明发达,杠杆原理问世早于欧洲,名列世界之首,有较早衡权器实物出土,又有丰富的文献记载,杆秤创始应在春秋战国,距今已有两三千年历史。另一种看法认为:我国杆秤的产生,是在春秋战国不等臂秤的基础上,经过逐步演变,直到秦汉乃至魏晋南北朝才出现的,距今约1000多年。

从目前情况看,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为多,但说法也不同,主要是:一曰“秦初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认为:“秦始皇按秦国制度统一全国度量衡。公元前221年,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书,凡制造度量衡器,都得刻上这个四十字的诏书。”并说:“隋时掘得秦始皇时秤权,有丞相隗状、王绾二人列名,想见度量衡器由官府遵照诏书负责监制,不许民间私造。”上面提到的“四十字诏书”,即人们熟悉的“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文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所谓“秦始皇时秤权”,实指始皇初年的秤锤,说明秦初即有杆秤。

二曰“西汉说”。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中说:“汉代之衡器,即今之杆秤。“并说:”汉代之衡器已设有准,称俗作秤。“他还说:”《史记》有‘大禹身为度,称以出’,不过古者以‘秤’为衡法之名,而称、秤相通,通以称或秤为衡器之名,汉以后始著。始诸葛亮曰:“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低昂。‘”吴氏在《度量衡器名历史表解》中,明确提出衡器被叫作“秤”起源于汉。再就是1934年(民国廿三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国度量衡》(林光澂等编著)一书也多次出现“汉秤”说法,认为杆秤源于西汉。

三日“东汉说”,其说有二:一是邱隆在《中国古代衡重计量》中认为:“史书上关于杆秤的记载有:”东汉孟业,身重千斤,帝疑其重,乃以大秤悬栋间。‘“又说:”三国时吴人韦昭《国语》注曰:“衡,秤上衡。衡有斤两之数。’”《隋书。律历志》载:“后魏景明(500—503年)中,大乐令公孙崇依《汉书。律历志》先修秤尺,及见此权(指新莽石权),以新秤称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秤与权,合若符契。‘”并得出“东汉已有杆秤”

的结论。二是丘光明虽也认为杆秤是东汉产物,但结论源于对92枚秦汉及新莽权的分析研究,根据秦(西汉)权和东汉权不同的特点,认为秦和西汉权“多作天平上的砝码用”,而东汉权“明显是秤砣”。并提出“东汉时己普遍使用杆秤的结论应该是可信”(《我国古代权衡器简论》,见《文物》1984年第10期)的看法。

四曰“魏晋说”。刘东瑞同志认为:战国的“不等臂秤经过逐步革新,大约在南北朝时期(五六世纪)出现了今天所见的提系杆秤”。刘还说“现在发现的有北魏和北齐时的铁秤砣和铜秤砣。说明杆秤至晚在公元6世纪已在我国广泛使用”。(《谈战国时期的不等臂秤“王”铜衡》,见《文物》1979年第4期)王云与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说:“从春秋战国开始,天平逐步向杆秤过渡,到三国时,天平中间的提纽从衡杆中间移到一端,并刻有斤两之数于衡杆上,出现了提系杆秤。”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杆秤已经通行,并且广为应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见《计量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

与上述看法相反,有人提出我国杆秤创始年代更早,应在春秋战国。持此看法的材料极少见著报端,但可知观点有如下根据:其一,认为“鼻纽权便于悬挂使用,形似今天的秤砣”,因此主张已出土的春秋战国铜鼻纽权(亦应包括秦汉出土的)是“杆秤上的秤砣(锤)”,不是“天平上的砝码”。

其二,“考古发掘中鼻纽权多单独出土,不像铜环权那样成组成套。”其三,“《墨子。经说下》有‘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之句,认为讲的就是杆秤,权就是秤砣”。其四,春秋战国桔橰、杆秤的广泛使用,恰好是《墨经》上述重要论断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正因为此,钱临照远在40年代初就明确指出:“本条述及天平与秤可无疑义。”其五,有人提出生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庄子,面对当时度量衡严重紊乱的现状,发出“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激言,证明春秋战国杆秤使用已相当普遍。否则,庄子所言“折衡”的话就无法解说。

由此看来,人们早就围绕我国杆秤创始年代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且愈来愈深入。就时空范围讲,产生杆秤时间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春秋战国,一直延伸到公元五六世纪的魏晋南北朝,历时千年之差。毋庸置疑,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杆秤创始年代之谜终将被彻底揭开。

(赵瑞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