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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稠所制的“绿瓷”是玻璃吗?

在中国古代玻璃发展史上,有以下记载:“何稠,字桂林……父通,善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

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散骑侍郎。“(见《隋书。何稠传》)大凡研究我国古代玻璃发展史者,一般都很熟悉这段记载。

近年来,玻璃、陶瓷史学者对《隋书。何稠传》前段引文均有新论,都肯定何稠在这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不过,人们对隋初何稠“以绿瓷为之”的含义却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何稠制玻璃的记载”。(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

另一种看法是,“何稠是以瓷仿玻璃,而且仿得非常逼真”。(周庆基《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

隋朝南北统一政局的实现和日益巩固,使刚刚结束了戎马生涯的隋代最高统治者,追求奢侈生活的欲望日益膨胀起来,于是,身居“御府监”、“太府丞”的何稠,在奉命仿造波斯锦获得成功之后,又奉旨进行组织玻璃生产。何稠是中亚何国人,出身于一个精通西亚技术的粟特人家庭中,这对其后来的研制国产玻璃生产技术产生了极大影响,促使其以西亚技术和我国传统技术相结合。文献记载,何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又“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正因为他具有这些优越的主客观条件,使他能够审时度势,从国情出发,作出符合实情的抉择,并能有效地组织力量予以实施,这就是他仿造波斯锦和绿瓷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我国古代,无论是“瓷”还是“琉璃”(玻璃),都有悠久的发展史,隋唐时期,古人对这两种物质的特征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分辨。“瓷”是在高温条件下于胎面施釉烧成的器物:“琉璃”则为无胎透明体。这两者的性质和特征都有很明显的差别。这些从两者的命名亦可看出。“瓷”字最早见于文献是魏晋时代潘岳的《笙赋》:“披黄苞以授甘,似缥瓷以酌霻.”

这里的“缥瓷”即指器表施有青白釉或黄釉的早期青瓷。而“琉璃”、“壁琉璃”、“绿琉璃”等名称,在《汉书。西域传》中即有出现,直到唐代以后才开始多称为玻璃。

由此,而形成了第三种观点。即认为将“稠以绿瓷为之”解释为何稠“能制作琉璃器”缺乏说服力,因为到隋唐时期,古人绝不会将“瓷”与“琉璃”混为一谈。如《北史》,《隋书》有关载文中将“琉璃”和“绿瓷”相提并论,便是一个证明。所以将“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理解为“绿瓷”是何稠“将西亚玻璃技术与我国传统玻璃技术相结合”的“结晶”,在公元5世纪前后,我国古代玻璃工艺的发展已进入兴旺发达阶段。可是到隋“开皇初”又落入“久绝”之境,究其根本,出现上述现象,除当时北方制瓷业的发展,瓷器部分地取代了若干玻璃用具的总趋势的影响之外,还与北朝晚期社会政治状况给当时玻璃工艺发展带来的冲击有关。

考古材料证明,北朝早期出土的玻璃器皿较多,如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的北燕罗马玻璃制品碗、杯、钵残器座等,河北定县塔墓出土的北魏钵、瓶、葫芦瓶等玻璃器皿,宁夏固原县李贤墓出土的萨珊玻璃碗等,地域分布深入到河北、辽宁等地,既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形状多种多样,有碗、杯、鸭形注、瓶、钵及残器座等,可见当时玻璃工艺发展的兴旺。北魏以后,我国北方先后形成了以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对峙的政治格局,致使北方的经济和对外交流遭到削弱和阻隔,这时玻璃工艺也深受其害,这个时期,出土的地下玻璃器皿数锐减,由此可推测,北方政治上的分裂是导致玻璃工艺逐渐走向“久绝”之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北周、北齐还发生过两次灭佛事件。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多被历代统治者所崇奉和利用。寺庙的兴建,石窟的开凿,多和统治集团的支持相关。有的寺院还与皇室联系密切,如皇室向一些寺院施舍贡品,其中往往有些珍贵的器皿,寺院因而成为使用和珍藏部分玻璃器皿的重要场所。北朝晚期,周武帝先后两次发动灭佛事件,致数万寺院被毁,数百万僧人还俗,寺院中财物、器皿被没收,这在客观上遏制了寺院对玻璃器皿的需求,也是影响玻璃工艺发展的一个因素。随着隋王朝统一天下,出现了西域各国“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帝因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的盛况,对隋代玻璃工艺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外条件,相继出现西亚玻璃器输入增多,西方钠钙玻璃技术的吸取,并制成了一批国产的成熟玻璃器皿。解放后,我国西安郊区出土的隋代13件玻璃器件,形制绝大部分模仿中国瓷器的传统形式,如管形器、蛋形器、扁瓶等,但在成分上有的已属类似西方的钠钙玻璃,标志着隋代中后期玻璃工艺的水平。但何稠制“绿瓷”,到底是“瓷”,或是“玻璃”,或是“瓷”与“玻璃”的“结晶”物,至今尚无定论。

(傅丰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