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历史  历史事件

丙子之役的背景

编辑:古诗文网发布时间:2022-07-25

丙子虏乱又称丙子之役指的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为了攻打明朝解除后顾之忧而发兵朝鲜的一场战争。这是后金第二次入侵朝鲜,在韩国史书中又被称为丙子胡乱(병자호란)。丙子胡乱又与之前发生的丁卯胡乱统称为丙丁虏乱(병정노란)。

国际局势

17世纪,满洲族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了后金政权,进而夺取辽东,动摇了东亚地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后金的东邻朝鲜王朝自建国以来就是明朝的藩属国,笃信程朱理学,严守华夷之辨。16世纪末,日本侵略朝鲜(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壬辰倭乱)之际,因明朝救援朝鲜的“再造之恩”而使明鲜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在后金挑战明朝秩序的过程中天然地选择站在明朝一方。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天命四年),朝鲜出兵1万余人随明军征讨后金,结果明军在萨尔浒战役为代表的一系列战役中失败,朝鲜残兵5000人投降后金。此后,朝鲜国王李珲(光海君)奉行中立政策,暗中联络后金,结果在天启三年(1623年,天命七年)被臣下废黜,其废位理由中的一条就是“阴怀贰心,输款奴夷(指后金)”。新国王李倧(仁祖)高举“崇明排金”的旗号,标榜与明朝“协力讨虏”,后金和朝鲜的往来一度中断。

不过,朝鲜和明朝未能真正做到同心协力。在明朝围堵后金的战略布局中,朝鲜占有重要地位,前辽东经略熊廷弼提出“三方布置策”时,就强调“须联合朝鲜”。明朝将领毛文龙在朝鲜椵岛(皮岛)开辟了反攻辽东的基地——东江镇,朝鲜虽尽力资助,但内心对其十分疑忌。结果朝鲜和明朝不但未能“协力讨虏”,反而在天启七年(1627年,天聪元年)后金入侵朝鲜(丁卯之役)时不能有效配合,致使朝鲜被迫与后金缔结“兄弟之国”的盟约,开放义州中江与后金互市,每年向后金输送“岁币”。但此后朝鲜与后金的关系并不融洽,两国外交摩擦集中于几下几个方面:

俘虏问题:尽管后金释放了丁卯之役中大部分朝鲜被掳人口,但仍有上万人被后金扣作人质,要求朝鲜或以后金逃人交换、或以米粮赎回,朝鲜被迫选择后者。

逃人问题:丁卯之役结束当年十二月,皇太极就指责朝鲜不遣返后金逃到朝鲜的人员,朝鲜答以逃人所剩无几;崇祯四、六年(1631、1633年,天聪五、七年),皇太极两度就逃人问题向朝鲜施压,朝鲜才遣返了部分后金逃人。

犯越问题:丁卯之役后,朝鲜边民屡屡越境采参,后金亦侵入朝鲜境内屠杀汉人难民,两国互相指责对方“犯越”,即非法入境。

开市问题:朝鲜自崇祯元年(1628年,天聪二年)同后金开市于义州,但在时间、价格、场所上多有争端,如原约为春秋开市,然而后金后来又要求夏季也开市,两国为此一直僵持;价格方面两国也按各自有利价格而争论;场所上,后金要求咸镜道会宁也开市,朝鲜坚持拖延不开。

岁币问题:后金大汗皇太极嫌弃朝鲜的礼物偷工减料,崇祯四年(1631年,天聪五年)朝鲜在春秋两次纳岁币时,皇太极都干脆拒绝接受。翌年,皇太极派人通知增加“岁币”种类和数额,仁祖仅同意其新定数额的十分之一,以金银、牛角、倭剑等不是朝鲜的特产为由拒绝献出,其后两国互相指责背弃盟约,引发关系紧张。

当然,最要害的问题在于朝鲜在明金之间的暧昧关系,即朝鲜一面称臣明朝(事大),一面与明的敌国后金修好(交邻),这种暧昧关系注定不能持久。朝鲜在丁卯之役后并未断绝同明朝的宗藩关系,仍旧遵奉明朝正朔,年年遣使渡海朝贡北京,明朝亦不时派遣敕使来朝鲜。丁卯之役后第二年,皇太极要求朝鲜提供船只以讨伐东江镇,仁祖拖了三天才见后金使臣,然后对他们严正表示:“明国犹吾父也,抚我二百余年,今征我父之国,岂可相助以船?船殆不可借也!”另一方面,在明军追击投奔后金的吴桥兵变叛将孔有德、耿仲明等的过程中,朝鲜则出兵协助明军,令皇太极耿耿于怀。随着后金的日益强大,势必诉诸战争来解决朝鲜悬案。

后金(清)内情

天启七年(1627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极登上后金汗位,是为清太宗。他在位时,励精图治,实行改革(参见词条皇太极新政),对内强化中央集权,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对外东征西讨,确定了征服明朝、一统天下的宏大目标。从丁卯之役到丙子之役的十年时间里,皇太极完成了几件大事:一、统一族称为满洲,标志着一个新兴民族完成整合;二、平定漠南蒙古,西拓疆土;三、三次入塞侵略明朝,掠夺大量人口与物资;四、发动大凌河之战,取得重大军事胜利,不仅拔掉了明朝在辽西的一个要塞,还获得了围城作战的宝贵经验。在这段期间,后金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是孔有德、耿仲明等明将携红夷炮来投,既得到了大量先进武器,又获取了火炮操作和瞄准技术,并由此开创出汉人炮兵与满蒙步骑兵协同作战的战术。

朝鲜内情

天启三年(1623年,天命八年),李倧通过宫廷政变(仁祖反正)登上王位,是为朝鲜仁祖。仁祖政权标榜“崇明排金”,因此从一开始就将防备后金视为头等大事,然而一筹莫展。当时,朝鲜兵力严重不足,兵额名义上为18万,实则6万。仁祖即位后,实施号牌法,要求16岁以上男丁佩戴号牌,加紧对人口的控制,以扩充兵力。天启七年(1627年,天聪元年)号牌法中止时,朝鲜拥有兵力约10万。

此外还有“束伍军”(类似预备役)9万余人,武科参加者(“出身”、“武学”)及杂色军兵4-5万人。但由于朝鲜的社会生产力在壬辰倭乱时遭到极大破坏,仁祖即位后仍未恢复,粮饷不足也成为一大问题,仁祖刚即位时,户曹判书李曙称朝鲜朝廷一年收入10万石,而支出11万石,“经费犹且不足,有何余储以备军需?”这种窘况到丙子之役时也没得到根本性改善。

此外,朝鲜文恬武嬉,即使经过丁卯之役,依然“上下苟安,大官、小官悠悠泛泛,诸臣之会备局者,诙谐、吸南草而已,阃帅之倚辕门者,拥妓、纵酒肉而已”,意思是朝鲜上下苟且偷安,大小官员无所作为,备边司重臣聚在一起,抽烟打趣,边疆将帅则整日渔色嫖妓、喝酒吃肉。仁祖依赖反正功臣集团维持政权,放任反正功臣欺压民众、兼并土地,朝鲜百姓说:“在廷权贵之臣与废朝(光海君)异者,只是面目耳!”朝鲜也缺乏将材,仁祖初年的都元帅张晚感慨“而武将无一人知兵者,只知以赂做官而已”。因此朝鲜大臣郑忠信自嘲“无兵之国”,皇太极也常称朝鲜为“儿女之国”。

在战略方针和武器装备方面,朝鲜自宣祖以来就确立了对女真的守城为主、配以火器的前沿防御战略。到了仁祖朝,由于丁卯之役时沿路诸城相继失守,所以战后调整为让出大路、修筑山城、配以火器的纵深防御战略,如移义州于白马山城、移平壤于慈母山城、移黄州于正方山城、移平山于长寿山城,同时强化江华岛(江都)和南汉山城两大要塞的防御工事(因汉城较大,难以防守)。

这种战略的目的在于坚壁清野、设险守城、打持久战,等待勤王兵或明朝外援的到来或者敌军久攻不下而主动撤退。但皇太极对这种战略不屑一顾,在开战前夕警告朝鲜:“贵国多筑山城,我当从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扞我乎?贵国所恃者江都,我若蹂躏八路,其可以一小岛为国乎?”此外,朝鲜的这种战略所倚靠的是火器,尤其是鸟铳,而火器又依赖从明朝输入的硫磺、硝石等原料。

崇祯五年(1632年,天聪六年),明朝担心朝鲜资敌,遂对朝鲜实施战略物资禁运,停止每年向朝鲜例售的3000斤硫磺、硝石,给朝鲜造成莫大困难。直到丙子之役爆发前一天,朝鲜派到明朝的最后一次朝天使团——金堉为首的冬至使,仍在北京呼吁解除对朝鲜的硫磺、硝石之禁。除了火药不足,朝鲜也缺乏甲衣,都元帅金自点曾说:“我国甲衣极少,遇贼必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