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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当年日租界的社会生活

编辑:古诗文网发布时间:2022-07-25

日租界是这么划定的

说起当年日租界的开设,一般认为是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根据条约规定,经过多次谈判于1898年设立的,实际上,在日租界的划定过程当中,作为时任天津领事的郑永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郑永昌出生在日本,郑氏家庭是明代归化日本的中国人,世代从事翻译工作。郑永昌早年随父在华学习和工作,1896年派驻天津任二等领事,1897年升任一等领事,正是由于郑永昌的这一特殊背景和成长经历,使得他在与中国官员交涉时具有别人难以比拟的优势。

1896年12月,郑永昌秘密报告日本外务省,主张日租界要选定河运便利的地方,并认为在海河西岸天津城南闸口至法租界之间的马家口地段,西南到土围墙边,设立日租界最为恰当,并提供了大量相关材料。

日本政府根据他的报告,划定了日租界,界址为东临海河;东南面起自今锦州道,与法租界接壤,向西南至墙子河,再向西沿河为界,至海光寺;北面起自闸口,沿今和平路向南,至多伦道,再沿多伦道向西直抵南门外大街,再向南折至海光寺。总面积约2150亩。

重现当时租界内的生活场景

当年,日租界是日侨的主要居住地。租界内各类商店鳞次栉比,能够满足日侨们日常生活所需。甚至很多居住在租界外的日侨也前来此地购物、游玩,他们试图在日租界内构建一种本土型的生活空间,因此这里的生活具有浓厚的日本色彩。

日租界内的文化娱乐也都是日式的,会经常从日本招聘艺人演出。每逢日本人重视的元旦、纪元节、天长节这三大节日到来时,租界里都会很热闹。

据曾经在天津度过童年生活的丰田势子回忆,元旦时家里会做日本特有的年糕,喝屠苏酒。孩子们玩的也是一些日本游戏。当时的日租界内还开设了多所学校和医院。

揭秘“寓公”群体的生活状态

租界最初是不允许中国人居住的,但是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后来这一政策并未能坚持下来,很多租界都允许中国人购地建房和居住。日租界不但允许中国人居住,还采取各种措施吸引中国人前来开发建设,以加快其发展。

在租界戒严时期,日本领事馆也会给予居住在日租界内的上层华人以特别通行证,使其免受检查。一些失意的官僚、贵族、军阀、政客纷纷跑到租界内藏身避风。很多商人为了避免兵燹带来的损失,也纷纷迁入租界发展。当时在租界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那就是“寓公”。据统计,这批人在民国初年寓居天津租界者不下500人。

不少寓公选择英法意租界,但日租界也有不少,他们多是有留学日本经验的人、知识分子,也有不少是亲日的清朝遗老遗少、下野的军阀政客、富商大贾。例如第八镇统制张彪、四川布政使李保恂、陆军总长吴光新、驻日公使李盛铎、陆宗舆、外交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辑唐等人都住在天津日租界。

这些寓公们生活奢侈,追求享乐,经常出入各种晚宴和舞会活动,打麻将、赌博。日租界内开办的“大罗天”游艺场,不仅有京剧院、露天电影、杂耍剧院,还建有许多饭店、小卖部,备有烟酒点心,台球房、套圈等赌博游戏。和当时的张园、桃园并称为天津三大“夜花园”。居住在租界内的逊清遗老和北洋政府的朝野官僚政客,多来此游览休闲。

侵略推翻了友谊的小船

中日两国因历史渊源、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和文化上的相通,一直以来都有密切的交往。近代以来,虽然双方矛盾不断,但仍旧没有中断交流,甚至在1904年日俄战争后,中国国内还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一个高潮,大量中国人留学日本,希图中国能像日本那样迅速崛起。

然而事与愿违,中国不但没有摆脱西方侵略者的魔爪,反而又陷入了日本人的侵略深渊。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反日、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两国之间的交流也日渐隔膜,充满矛盾。

早期,天津的城市精英们,与日本人的交往很多,如严修,他和日本客人们喝着茶,讨论教育和现代化的问题,并互相交换书法作品;天津的盐商望族华学澜及其家族也经常招待日本军官们,一起喝酒、闲聊;徐世昌下野在津时,也经常接待来访的日本人。最早来津的日侨也习惯平等地和当地中国人、外国人交往,很多人使用汉语、英语。当时日本人开设的工厂、经营的公司、洋行也雇佣不少中国人,家里雇佣大量中国佣人。

不过,随着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租界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民众自然也将目光集中到租界地区,自然也成为民众攻击的目标。不少日侨,尤其是小商人因中国的反日、排斥日货陷入困境。排日运动的发展,使得日本人中间逐渐形成敌视中国人的意识。而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侵略也极度痛恨,再加上不少日本人的傲慢无礼,也使得中国人对其充满厌恶。于是,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昔日的亲密交流不复存在。在日本人开设的工厂、洋行工作的中国人也尽量减少与日本人的交往。

真实的历史不会因失忆消失

天津日租界不仅是日本在华开设规模最大的租界,内中密布间谍机构、警察公署,还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所在地。可以说是日本侵略中国尤其是华北地区的前沿阵地。一些日侨利用开办的商店、旅馆、饭店从事秘密特务活动,如经营照相器材的樫村洋行、从事运输的武斋洋行都是特务活动的秘密联络点,而寿街的常盘旅馆,曙街的神户馆、扇家料理店等,也是日本高级特务的活动场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特务机关更是大批出现,如“青木公馆”“茂川公馆”“三野公馆”“和知公馆”等,这些特务机关的具体任务虽各有侧重,但总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日军发动侵略战争。

日本在举国一致的对外侵略中,国民个人很容易陷入集体狂热当中。结果,他们总是跟随日本帝国主义,向着侵华的道路迈进,积极为侵略战争提供后勤保障和支持。战后日本人的集体失忆、缺乏深刻反省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真实的历史,侵略的事实,不会因为他们的失忆而消失。

如今,当年日租界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城市中心,津城最繁华的商业和生活区,展示着我们这个国际化都市日新月异的景象。岁月的脚步没有停歇,过去的一切,都写进了历史,租界里的故事,都成为往事,侵略带来的伤痛和教训,伴随着历史遗迹永远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