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历史  历史文化

《孟子》之人性善恶之辩

编辑:古诗文网发布时间:2022-07-25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

鉴赏:孟子与公都子的对话涉及当时对人性善恶的几种看法,是孟子提出性善观点的大背景。对人性本质的规定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并没有对人性的本质作出细致的判断。之后孔子后学作的《性自命出》继承其观点:“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之然也。”持论与孔子一致。

但孔孟之间的哲人们,在“生之谓性”(《告子上》)这一传统观念基础上,对何为“性”已有了较多的讨论,对性的本质形成了三种较为流行的看法。从孟子与告子的辩论中可知这三种观点是:“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

第一种看法“性无善无不善”,是指人性本身没有善与不善的区分,也无善与不善的表现,善是一种价值判断,完全是后人的一种主观评价。

第二种看法“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说人性没有先天固定的发展趋势,没有潜伏着善或者不善的端绪,就如同一张白纸,后人给它涂上什么颜色,它就变为那种颜色。所以说“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这种看法判断人性善与不善是依据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它认为有文王、武王这样的圣君兴起,则老百姓就趋于好善,其人性也就表现为善;有幽王、厉王这样的暴君兴起,则老百姓就趋于好恶,其人性也就表现为不善。

此说特别重视后天环境的影响,可算是一种环境决定论。后来荀子可能受此影响,他认为恶是人的天性,而善是后天的人为的结果,是通过礼义法制的教化与强制实现的,因而也特别重视后天的学习、教育。这个说法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怎么解释在文武之时还有不善行为,在幽厉之时也有善的行为;二是文武与幽厉本身的善与不善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这种说法只是根据事实而做出的表象判断,没有深入到人性的本质。

第三种看法是“有性善,有性不善”,是说人性先天地有两种发展趋势,潜伏着善或者不善的端绪。至于人性是否表现出善或者不善,则似乎是偶然的,没有规律可循,所以说“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

这种看法也是根据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表现而作出判断的,它以为有尧这样的明君,但也出现了象这样的为恶之臣;有瞽瞍这样的恶父,却又有舜这样的至善儿子;有纣这样恶的侄儿君王,却出现了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的仁人。此说似乎是为了解决第二种说法的不足而提出来的,它是一种二元判断,也是一种表象断定,它不能解释性何以会表现出善或者不善。

在此基础上,孟子发展出性善说的一元论,而荀子则发展出性恶论。孟子认为,从人性的本质来说是善的,不善的表现并非“才”的问题,才即指人性的本质,是因为人在后天不思、不扩张、不养造成的。孟子还为善性设定了本质的依据,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后人称之为四心,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萌芽,是人先天固有的。这样,他的性善说就成了本质的判断而解决了前三种说法在理论上的不足。

而且从四心说到性善说,到仁义礼智的德行修养,再到他的仁政说、王道观、法先王等主张,孟子建立起了一个前后连贯、互为支撑的理论、实践体系。这就是孟子对孔子学说的最大贡献,也是他在后世越来越受重视而最终与孔子并称“孔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