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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召开

编辑:古诗文网发布时间:2022-07-25

为什么中共“一大”不是选在上海其他区域举行,而是选择法租界举行?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了解筹办“一大”的核心人物在上海的活动特点,了解当时上海不同区域的功能区分。

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召开

一、筹办者与法租界的关系

中共“一大”的筹办,核心人物有三:陈独秀、李汉俊与李达。这三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就在法租界。

再细考一下,自1919年至1921年,那些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参与或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知识分子,也都居住在法租界。这些人的住处,集中在四个地方:

一是白尔路三益里17号。即《星期评论》社,由戴季陶等三人任编辑,李汉俊1920年初迁居那里,主持编务。陈望道等都曾住那里。

二是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李家自三益里17号迁来此处,将两楼内墙打通,楼梯合一,组成一家。106号楼上是李汉俊卧室,楼下是客厅,中共“一大”即在此客厅举行。

三是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即陈独秀寓所,楼上厢房为陈独秀夫妇卧室,楼下客厅是《新青年》编辑部。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参加《新青年》工作的人,常在此办公或居住。这里是社会主义研究社和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活动地。

四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1919年李汉俊来沪,租赁这里居住,后迁往三益里。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成立,1921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此设立团中央机关。

这四个地方,分处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两侧,东面是《星期评论》社和望志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西面是陈独秀寓所与新渔阳里6号,东西相距不到两公里。

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召开

二、进步人士活动的理想场所

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之所以主要聚集在法租界活动,与当时上海不同区域的特点有关。

1921年前后的上海市政格局,存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个不同的行政机构。

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中国政府既无法管理租界里的外国人,也无法对租界里的中国人进行直接的管辖。无论是中外战争,还是国内战争,租界都保持中立状态,这就使得租界比华界更为安全。这样,租界就成为众多志士仁人的聚集之区。

同样是租界,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又有区别。

公共租界工商业比较发达,土地、房产增值快,其管理机构工部局获得的税收多,政府比较有钱,治安管理比较到位。法租界工商业不够发达,其管理机构公董局获得的税收比较少,行政经费短缺,治安管理比较差,对烟、赌、女娼之类眼开眼闭。这样,法租界在治安管理方面漏洞比较多,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来说,可以利用的机会也就比较多。

在袁世凯时代,法租界对进步人士活动还不时有所压制,而自袁世凯死后,党禁解除,法租界便是进步人士活动比较理想的场所。事实上,只要不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政府的暴力活动,法租界当局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法租界当局拘捕,分别被关了22天和5天,理由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洋100元、400元了事。出狱后,还是照样在法租界活动。

三、法租界俄侨多

此外,建党活动在法租界进行,对于吴廷康、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物来说,也比较方便。1920年代的上海有大约五千名俄侨,主要生活在法租界。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这为吴廷康等人在上海的活动起了掩护作用。

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召开

吴廷康在给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告知他在上海的通讯地址,一是俄侨在上海的一个进出口公司“全俄消费合作社”,一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这两个机构都在法租界。吴廷康在上海住了几个月,活动频繁。如果法租界没有那么多俄侨,他们就会特别显眼。

综上所述,这些因素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在法租界的根本原因。他们居住在这里,活动在这里,在这里举行中共“一大”也就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