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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治国君主论

编辑:古诗文网发布时间:2022-07-25

《韩非子》是我国战国晚期极富文采的政治学典籍,两千多年来,《韩非子》一直是读书人爱不释手的研习范本。有谁想得到:明代的士子秘藏在帐中的珍爱读物,竟是《韩非子》。直到现在,《韩非子》仍是广受读者喜爱的先秦诸子重要典籍之一。

关顾现实的特质

因为出身韩国的宗室,基于个人的血缘关系,韩非子对韩国政局的关切,远远超过遨游列国、借机求合诸侯的愿望。战国时期,韩国在七国之中最为弱小,土地贫瘠,强邻逼处,政治又被一些怀藏私心的权贵大臣把持,韩非子痛心疾首,于是写成了十多万字的《韩非子》。可以说,《韩非子》是一本救亡图存的实用政治学书。

为了救亡图存,《韩非子》呈现了关顾现实的特质,是务实的政治理论,和儒家思想比较,它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牟宗三先生在《中国文化大动脉中的现实关心问题》的演讲中,曾扼要地指出儒、法两家的殊异:儒家是探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法家则是着力在现实的关心问题上。

尽管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从个人的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有一整套的理论系统,但儒家学说一味称引先王,标榜效法古代,不免陈义过高,不切实际;探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问题,一时也不容易看到具体的成效,韩非子的论说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韩非子主张要面对现实去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研拟方针要具体可行,有实质的效益。他相信古史旧闻也许有参考作用,但时代演变得剧烈,很多景况都已改变,一些往昔非常完美的学说,也不见得能完全适用于当代,应当重新检视,绝不能照章全抄,因应制宜,必得研拟能解决问题的可行的、能落实的新措施。

这样关顾现实、面对问题的态度,使得他的学说具有政治上实质的参证作用,因而成为历代政治家喜爱的书籍,自秦始皇、李斯以下,三国时的诸葛亮还为蜀后主抄录过,刘备临终时特别向儿子强调它“益人意智”。汉代在黄老治术之后,武帝虽然标榜独尊儒术,其实推行的是王霸杂糅的政治,儒学为了因应帝王的需要,也有法家化的现象,一直到清代末期,中国的政治实际上是融合运用了儒、法两家的思想。

法家关顾现实的精神,使得法家学说成为支撑我国两千年帝王政治的骨干。作为法家学说主干的《韩非子》,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性自然不小,要了解我国两千年来的君主政治,不能不研究《韩非子》。

把“法”从“礼”中离析出来

韩非子的学说有所承袭,融合各家思想,又因应时代需要,有所转化,自成一套思想体系。韩非子关顾现实,不同于儒家的留意终极关怀,也不同于道家的关心自我超越,他师承儒家荀子,融用道家智慧,而以法家为本位。他对儒学大做修订斟酌,改“常道”为“变道”,笃信因应制宜、变中求通的原则,他的活泼思路则得自于道家的灵动不拘。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把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并合立传,并且说韩非“其归本于黄老”。从道家到法家,韩非子有承衍有转化,而现实观照又使他不得不拣选法家的变革主张,因应时代的变迁扮演了改革者的角色。

法家有鉴于周朝封建体制业已崩溃,弊端百出,传统的“礼”再也不能维系社会秩序,于是把“法”从“礼”中离析出来,对应时代的需要,以“法”的客观、平等、公开等特质,取代“礼”的阶级性、秘密性。“法”作为治国的最高准绳,提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再不能顾及封建社会的尊尊、亲亲,身份的贵或贱不宜再有相异的差别待遇。

这种法治主张是人类政治的一大进展,其法治精神可以直接和现代相通。法家的“法”虽然是由“理”生发出来,但一般认为:法家把“法”置于“理”“情”之上,不如儒家的“情”“理”“法”容易让人接受,故常被误解为不近人情,甚至饱受訾议。追究原因,不外受到汉武帝推崇儒术的表象所影响,士人以儒论法,对于不同角度的改革性主张,难免有负面的批判。

韩非子时代的政治思潮,是由贵族分治转向帝王大一统的专制体制,韩非子提倡的正是帝王政治理想。由霸到王,具有难得的慧见。有人责怪韩非子大多站在君主的立场论说,平情而论,他的主张在当时已是顺应潮流的改革政论,我们不能苛求韩非子展现后世才可能有的民主精神。

韩非子冷静客观的论说,启引后人的思辨。他的基本观点:人性自利,要因势利导;教百姓看长利、远利,重公利、君利,由自利到互惠;历史演化,要因应制宜;国家务力,要奖励耕战,致富图强。

韩非子的帝王政治理想,包融了法(固定的法律)、术(控制的手段)、势(政治的权力)三大端。尚法,要平等客观,罪刑法定,信赏必罚;用术,术主无为,以一御万,循名责实,听言观行,善于用人,还要有伺察之术;任势,君主要能独擅权势,也要抱法处势,借赏罚以巩固权势。

在那战国纷争的局面,弱国要保全、要生存,强国要扩张实力,进而称霸、统一天下,都必须致富图强。治国的目标就是富强。韩非子强调不论合纵或连横的外交策略,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富强的根基,除了奖励耕战,还在于内政的清明,励精图治。

“难”与“储说”

一种学说得以长远流传,受人喜爱,首先必须有相当充实的内涵,能经得起人们深细的探索其次,也必须是义理的深刻能同时满足文学上的品赏玩味。《韩非子》开创的一些文学体裁。

“难”与“储说”尤其精彩,这也是历代备受文人垂青的原因之一。

《韩非子》有《难势》及四篇《难篇》,其中的“难”字,是批评、驳论的意思,读去声。这新创的体例,以批评、驳论来提出自己的政论。《储说》是储备各种事例传说,用来讨论人主治国之道,以“经”提纲挈领,再以“传”(或解作“说”)用故事解说经义。看他引证、批驳、议论,或看那些富涵哲理的故事,读者略加思辨,就往往爱不释手。

《韩非子》另外有《说难》,司马迁格外激赏,为韩非写传记时,特意把全文誊录一遍。韩非子曾多次向韩王进谏,屡遭挫折,在游说谏诤方面的切身体验,使《说难》布局周到,曲折耐玩。《说难》谈论游说谏诤的艰难,分析成败的因素,详记委曲陈辞的方法,条理清晰,举证完备,布局周到而又精密,文笔考究。这篇文章反映出战国时期君主的威势,以及士人求仕的艰难,可提供做研究古史的参考。

而韩非子主张积极进取的出仕观点,显现了崇高的政治理想,更难能可贵。他以伊尹、百里奚自况,强调积极进取,为天下、为国家,不辞卑辱,要施展抱负,挽救世局。《淮南子·修务训》《墨子·尚贤》《吕氏春秋·本味》和《史记》等都有记载支持这种说法。

《说难》还强调:有机会为国家做事,要能替君主深入计谋、援引事理力争明切地剖析利害,直截了当地指出君主的对错,与君主长久地互相扶持,这样谏说才算成功。韩非子藉此揭示了非常高标的谏说理想,若是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那么谏说就不算成功,而这样的标准,即使儒家谈论的辅弼谏诤大臣也不过如此。

值得留意的是,《说难》提揭了高远的游说谏诤理想,虽然亟欲用世,主张不辞卑辱,士人卑屈以进,但只是权宜之计,只是历练过程,并不是夤缘巴结,求取利禄而已,目的在于借此完成理想。整体来看,是相当难得的构意。